世界农药试验重点的演变可分4个阶段： 第一阶段 （50—60年代）的农药登记试验以农药活性、作物选择性试验和急性毒性为主 50年代，试验的初始目的是活性检验，以防止向农民出售无效的农药和防止造成农作物减产。所以要求在不同的土壤和气候等环境条件下所进行的田间试验应对可见药害症状和作物产量都进行评价。对一种新农药品种安全性的一般要求是农药在加倍剂量下不会引起明显的产量损失、其引起的可见药害症状可以接受。 第二阶段（70年代）的农药试验以注重评价农药的环境毒理为主 在这一阶段对新的农药不仅要求急性毒性试验，同时更注重农药的亚急性试验和慢性试验，以及农药致畸、致癌、致突变“三致”试验。由于脂溶性化合物容易在生物体内累积，从而容易造成对人畜和其他生物体的慢性毒性，都尽可能地被水溶性化合物所取代。 70年代末发现了抗毒性害虫、病毒和杂草，在此以后又进一步明确了促使抗性产生、导致抗性种群建立的主要因素；同一化合物的重复使用、使用剂量高、持效时间长和高活性等高选择因子。为减轻抗性问题，指导农民合理用药，抗性风险预测试验成为必不可少。 第三阶段（80年代）农药登记试验注重农药在环境中的行为和对自然和环境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等的保护 80年代，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制定出评价农药对生物系统影响的相应试验准则。 传统的农药一般不存在残留药害问题，绝大多数农药降解50%以后就失去了活性。但以磺酸脲类为代表的超高效除草剂则出现新的问题，因为此类除草剂在耐药作物上的使用剂量与对最敏感作物的产生药害的最低浓度间的变化幅度高达1000倍以上，如果在耐药作物之后种植高度敏感的作物，必须要求此类除草剂降解99%以上，才能保护后茬作物的安全，很小的浓度即有可能危害下荐作物，对土地资源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必须进行后茬作物残留药害试验，此项试验可以是化学分析，室内生测试验，但是田间试验是必要的。 第四阶段（90年代）农药试验重点转向寻找降低农药使用和农药危害的措施和途径 为减少农药对地表水的污染需要控制地表水流量和减少土壤流失，这些问题不能单通过新的农药试验所能解决。在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体系中应包括生物防治和机械防治。评价生物制剂需要新的试验和措施方法。 历史表明，不仅是有害生物防治，而且农业生产体系都有待改善，所以需要有一个综合作物生产系统。但社会公众对降低农药使用量的要求胜过综合耕地体系的要求，这就需要重新评价除草剂等农药的使用技术和方法，以及农药在综合耕作体系中的作用。 从以上试验重点的转变过程中不难看出：农药试验从初始阶段只注重农药的活性和急性毒性，但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以及人类社会对农药认识的不断加深和完善，逐步向当今的注重农药对环境和人类生活影响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