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航空公司教员、机长韦洪（化名）对2001年5月的一次飞行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他驾驶的波音客机飞到成都上空开始降落，但降到3000米时，飞机无法继续下降了——浓烈的烟雾完全遮挡了视线，麦秸秆产生的呛人的烟雾居然通过空调进入了机舱。由于没有风，烟雾不能驱散，飞机在双流国际机场上空盘旋了20多分钟，最终只能调转机头飞向重庆，在江北机场停留两个多小时后才重新飞回双流机场。

　　那年，市民张新华还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一到傍晚，根本就不敢出二环，烧秸秆产生的浓烟比雾还大，路看不清，呛得人难受，生怕出事。”那年，成都市开始禁烧秸秆，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查处各区（市）县焚烧秸秆行为。那年，双流县金桥镇农民周东福面对大量堆积在田里的麦秸秆和油菜秆发愁：马上要插秧了，这些东西该如何处理？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名从事生物研究的成都科技工作者仍继续埋头于实验室，不断筛选细菌，并将各种不同的细菌进行组合，他的目的在于，如何利用这些细菌组合让秸秆快速地腐烂在田间成为有机肥,让秸秆能够迅速还于田、用于田。

　　他的实验是从1998年开始的，8年之后的2006年底，实验成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试用，今年，这种微生物催腐剂正式大面积推广使用。由焚烧秸秆带来的环境污染、土地肥力下降等问题，终于有了一个更可靠的解决方式。

　　一个城市的忧虑

　　一根火柴点燃秸秆 花掉大量人力财力

　　“四川是盆地，如果没有风，焚烧秸秆所产生的雾团就会长时间停留在空中很难消散。”“看不到信号灯、看不到跑道，飞机就像被蒙住了眼睛一样。”

　　“今年以前，双流每年在禁烧工作上的花费都是上百万元，试想，成都那么多个区（市）县，一年花费有多少钱？不光是钱，被一同烧掉的还有土地的活力。”

　　7月2日，某航空公司的教员、机长韦洪在家休息。这名长期驾驶着波音客机在城市间飞来飞去的飞行员告诉记者，在他的印象中，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的5月都在反复遭遇着烟雾带来的麻烦。“四川是盆地，如果没有风，焚烧秸秆所产生的雾团就会长时间停留在空中很难消散。”焚烧得厉害时，“看不到信号灯、看不到跑道，飞机就像被蒙住了眼睛一样。”韦洪说：“为了飞行安全，只能迫降到就近的机场，等待目的地机场通知可以回来了，才能驾机飞回。”他说：“飞机的燃油费价格高昂，航空公司在这方面损失巨大；被耽误的航班，还有乘客的时间等等，有些损失是可以统计的，但有些损失却是隐性的，无法计算。”

　　航空飞行受到焚烧秸秆的影响仅仅是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城市空气的污染、公路能见度降低导致的交通事故等等。就间接的影响，环保人士、成都河流研究会负责人田军对记者说：“秸秆无法还田，土地的产量仅靠化肥农药支撑，我们老百姓消费的农业产品就存在不安全因素。”造成的恶果是，“每个人都在用身体为遭到破坏的环境买单。”

　　从2001年开始，成都的禁烧工作力度一年比一年大。“农民用一根火柴点燃秸秆，却让政府花掉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陈东明，双流县农业发展局土肥站站长，同时也是该县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他告诉记者，就双流县来说，“今年以前，每年在禁烧工作上的花费都是上百万元，试想，成都那么多个区（市）县，一年花费有多少钱？不光是钱，被一同烧掉的还有土地的活力。”

　　一个农民的困惑

　　产于田的秸秆 不能烧了该咋办

　　 7月1日下午3点，在双流县金桥镇永和村3组的一片水稻田里，村民周东福从淤泥里抠出一把麦秸秆。麦秸秆已经发黑，跟淤泥混在一起。用指头捏了捏，秸秆很容易就碎了。“腐烂得真快！”他冲站在田埂上的记者说，一副骄傲的神态。秸秆如何处理？这个让他头痛了好几年的问题，如今终于得到了解决。

　　秸秆如何处理？不光周东福，这是农民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自从禁烧以后，许多农民将秸秆堆在房前屋后。“现在家庭普遍用液化气做饭，有的用煤，很少有人把秸秆当柴烧了。”堆在房前屋后的秸秆越积越高，难以处理，几乎成了他们的心病。因此，有的村民在半夜三更的时候悄悄来到农田里，焚烧麦秸秆。周东福说，“大多数人都知道焚烧秸秆会造成环境污染，会影响飞机正常起飞降落，也会遵守禁烧规定，但是心里也很发愁，这么多秸秆，究竟该咋处理？”

　　有一个办法就是让秸秆还田，让它变成肥料留在田间。但问题又来了：前年春耕时节，周东福按照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将麦秸秆平铺在田里，然后放水泡田准备插秧。他采用的是抛秧，秧倒是抛下田了，但由于麦秸秆不能迅速腐烂，秧苗落在麦秸秆上，很多都没有接触到土壤，造成了秧苗的死亡，“那一年，秧苗的死亡率达到了20%。”秧苗死了就得补插。可每户农民育多少秧苗，都是按照土地面积的多少按事先计划进行的。因而，周东福只得四处寻找有多余秧苗的农户，“找的人多了，人家就要收钱，那年我每亩多花50元买秧苗，为了让补插的秧苗跟得上长势，每亩又多花10元的肥料钱，如果加上人工费，每亩田就多耗费近100元。对于我们农民来说，这笔费用可不小。”

　　不光是周东福，还有很多农民遇到同样的麻烦，“我们也希望实现秸秆还田，都盼望着有啥技术能让秸秆很快腐烂，让秧苗能接触土壤，给我们避免损失。”

　　如今，因为一项科学技术的运用。周东福终于摆脱了这一困惑，“从今年开始，过去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一个学者的思考

　　提升土地肥力 让秸秆还于田

　　“粮食生产的自然规律是，地里出产400公斤小麦，那一定有400公斤麦秸秆。按照能量守恒的原则，我们从地里带走多少粮食，就应该把麦秸秆这种副产品归还到田里，以保证土地有机值的平衡，从而让土地持续保持它的肥力。”

　　周东福采用的是成都一科学工作者刚刚研制出来的微生物催腐剂，这种由15种对人体无害的细菌组合而成的催腐剂专门蚕食难以腐烂的秸秆，它的成功，让我市这位名叫段儒斌的科学工作者付出了7年多的时间。

　　段儒斌只有51岁，头发却已完全花白，一脸的皱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不少。“7年多来，我要么泡在实验室，要么就是在农田里。”6月28日上午，记者见到这位被农民尊称为“帮我们解决了麻烦的科学家”的段儒斌。他穿着一双拖鞋，裤脚高高地挽起。记者注意到他的双手，手掌有厚厚的老茧，手背有多道类似刀疤的瘢痕，“为了研究这种微生物催腐剂，试验用的瓶瓶罐罐打碎了好多，手经常被玻璃片割伤。”

　　段儒斌其实并非微生物方面的专业研究者，他大学的专业是农作物遗传，曾是省科委农村处职员。谈起他研究微生物催腐剂的初衷，段儒斌告诉记者，1995年到1997年间，他经常下乡搞调研，那时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已成气候，留下来种田的大都是妇女和老年人。“我在广安、达州等地随处看到这样的场景：油菜小麦收割了，马上要泡田插秧，麦秸秆和油菜秆堆积在田里需要运走，妇女们只得将年幼的孩子放在田埂边，孩子脸晒得通红，不停哭闹。但为了抢时间，她们顾不上去照看孩子。”段儒斌说，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感觉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些秸秆怎样才能快速地腐烂在田地里，不必让农民花费体力去搬运？”

　　更重要的问题是土地面临的现实。段儒斌说，随着育种技术的不断提高，粮食的产量在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的自然规律是，地里出产400公斤小麦，那一定有400公斤麦秸秆。按照能量守恒的原则，我们从地里带走多少粮食，就应该把麦秸秆这种副产品归还到田里，以保证土地有机值的平衡，从而让土地持续保持它的肥力。”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应该归还土地的副产品被拿走，土地有机值下降，为了保证土地的持续高产，农民只有不断地施用化肥农药，结果是土地肥力持续下降，而化肥农药中的有害物质造成的污染又不断给环境造成压力。

　　据资料显示，1982年成都平原水稻土的有机值含量是6.3%，而目前只有3.7%。健康土地的正常耕作层是20厘米，而如今只有5至10厘米。“我们现在采用的耕作方式无疑是在蚕食土地，它已经不堪重负。”

　　段儒斌说，要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逐步恢复健康，必须让秸秆回到田间，让它成为有机肥，不仅是减轻农民的劳动负担，同时也能保护生态环境。那么，如何让农民毫无顾虑地实现秸秆还田？

　　一项科技的运用

　　用微生物催腐 让秸秆用于田

　　“农民是讲求效果的，这种微生物催腐剂一亩田的耗费只有10.5元，而且操作简单，只需要把秸秆均匀铺在田间，用催腐剂兑水后喷洒在上面即可，秸秆腐烂得快，不会造成秧苗死亡。”

　　“问题出现在哪里，就应该从哪里得到解决，这是自然规律。”段儒斌开始着手解决秸秆还田问题。从1998年夏天开始，段儒斌来到川西平原及广安、自贡、宜宾等地，每到一地，他会亲自挖土分析土壤结构，了解里面的微生物种群，甚至到森林里去取土分析微生物种群。经过反复的分析，他发现了一个问题：有机值含量高的土地，是因为它分解吸收枝叶等自然代谢物的能力强，之所以能力强，是因为土地中存在大量微生物种群。然而，分解吸收不同的自然代谢物，需要不同的微生物种群，像麦秸秆、油菜秆这些东西，哪些微生物才能分解它们，让它们与土壤合二为一？

　　从这个角度入手，段儒斌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他对秸秆进行了仔细分析，为什么秸秆还田后腐烂得慢，以至于影响农民下一季的耕作而不得不被农民搬走？他发现，不论是麦秸秆还是油菜秆，它们的外面都有一层组织严密的蜡质层，蜡质层成了抵抗细菌腐蚀的保护层。要让秸秆快速腐烂，必须寻找到对蜡质层分解吸收能力强的细菌种群。

　　这样的试验用了将近7年时间，2005年底，他终于找到了需要的细菌种群。去年5月，段儒斌将找出来的细菌种群通过生产工艺变成白色粉末状的菌株，每3克为一袋，而一袋就可以解决一亩田的秸秆催腐问题。紧接着，他在大邑县和崇州市做了500亩的油菜秆和麦秸秆试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让农民头疼不已的秸秆，在喷洒了这种由15种细菌构成的生物催腐剂后，短短几天就开始软化腐朽，30天时间，麦秸秆就全部分解与土地融合在一起。

　　从去年9月开始，段儒斌的微生物催腐剂投入更大面积的试验，试验地点除了省内各地外，还在重庆、湖南、安徽、新疆、广西等地同时进行。“之前我们并没看好，没想到，效果真的是好！”湖北公安县土肥站站长杨长斌在电话里对记者说。他告诉记者，去年，最开始他们仅用了少量的田来试验，“如果效果不好我们会拒绝使用。”但在试验后，他们将区域扩展为1万多亩。

　　去年11月，经过大量的试验后，段儒斌的微生物催腐剂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肥料正式登记证”。

　　双流县农发局土肥站站长陈东明告诉记者，面对段儒斌研制的微生物催腐剂，最开始他并没有认同感，“在国内，同类产品也有，我们试用了很多，但效果并不那么明显，所以当时他们来要求试验时，我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说，为了解决秸秆问题，还曾经采用过把秸秆收集起来送到有机肥生产厂家，经过处理后再送回农田，“但过程太麻烦，农民没有积极性。”

　　最终陈东明还是被说服接受小面积的试验，这次试验后，他的兴趣被激起，“今年的试验面积，金桥镇就有5000亩，加上彭镇的200亩，就有5200亩。”他说，明年，县土肥站将向全县推广10万亩以上。他对推广非常有信心，“农民是讲求效果的，这种微生物催腐剂一亩田的耗费只有10.5元，而且操作简单，只需要把秸秆均匀铺在田间，用催腐剂兑水后喷洒在上面即可，秸秆腐烂得快，不会造成秧苗死亡。”

　　陈东明将记者带到金桥镇永河村的一片试验田中，试验田被分割成8块，其中用微生物催腐剂实现秸秆还田的那块田，稻子长得尤其茂盛，比专门用化肥的那块试验田的长势还要好。试验田是周东福家的，他看着青翠茂盛的稻田笑着对记者说：“以后用不了那么多化肥了，我又节约了一笔钱。”

　　一个破解之道

　　环环相扣一举多得 让矛盾得到缓解

　　段儒斌说，靠微生物催腐剂，农民不用再焚烧秸秆，土地实现秸秆还田增加有机值，不仅生态环境得到保护，而且政府在禁烧工作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可以大大减少，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秸秆禁烧并非成都这一个地方的事情。国家发改委、农业部、财政部等7部委也联合发文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禁烧工作，倡导有机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共识。由成都科学工作者研制出来的这种微生物催腐剂，给以上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更大的可能性。

　　段儒斌说，靠微生物催腐剂，农民不用再焚烧秸秆，土地实现秸秆还田增加有机值，不仅生态环境得到保护，而且政府在禁烧工作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可以大大减少，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双流县农发局土肥站站长陈东明提供的一份《双流县2007年小春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总结》上显示，在今年5月，该县组建了165支禁烧巡查队伍，总人数达1500人，巡查车辆150台，总共出动禁烧巡查队员27800人次，出动禁烧巡查车达6200余台次，耗费的资金是76万元，“是历年来最少的。”

　　陈东明告诉记者，“只有帮助农民解决秸秆还田问题，农民才会自觉放弃焚烧，因而才能化解各种由秸秆带来的矛盾。” “土地肥力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人们的农产品安全问题以及相关的经济问题，“都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蚱蜢，各自命运相连，现在有了这个微生物催腐剂，从一定程度上说，可以让各种矛盾得到缓解。”

　　6月30日，广西柳州市土肥站站长唐章亮飞抵成都，这次他是上门求助来了。之前，段儒斌前往柳州，微生物催腐剂试验了大约4平方米的甘蔗叶，巨大的腐蚀效果让唐章亮看到了解决甘蔗叶这一棘手问题的希望。唐章亮告诉记者，柳州是个甘蔗产地，种植面积有150万亩，一亩能产5.5万吨甘蔗，但每亩两吨重的蔗叶却没有办法解决。“和焚烧麦秸秆一样，蔗农还是采取焚烧的方式，95%的蔗叶化成浓烟四处弥漫。”在这个甘蔗产地，除了有柳州白莲机场外，还有桂林到北海的高速公路，“每年都会出现高速公路车祸、电缆电线被烧毁以及飞机下不来等情况，光引发的火灾每年都有30多起！”尽管柳州市政府也下了禁烧令，“可蔗叶量太大，蔗农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禁烧工作进行得相当困难。”他说，段儒斌的研究成果帮了柳州的忙，“11月份就到了甘蔗的收获季节，我们马上开始推广。”

　　在调查采访要结束时，记者获悉，段儒斌的微生物催腐剂已经被农业部列为向全国农村重点推广的产品之一。段儒斌说：“有人认为秸秆的使用是‘变废为宝’，实际上，它从来都不是‘废’且一直是宝。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土地逐渐恢复它的生机和活力，子子孙孙还要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