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我国牲猪存栏约8000万头，年出栏约5000万头，经60年发展，我国已拥有近5亿头存栏，成为年出栏约6亿头的世界第一养猪大国。回顾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国人在感到自豪的同时，是否更应该将目光聚焦在经历的教训上，因为尽管取得到光辉瞩目的成绩，但是花费成本太大，至今众多的疫病像阴魂一样仍然附着在拥有良好品种、良好饲料、良好药品、良好技术的养猪业身上，始终只能以庞大存栏、高死率、低出栏率换取保障供给。
　　
　　一、有哪些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1958年养猪业兴起“三割”快速育肥法，即将仔猪的耳朵、尾巴、甲状腺割去猪只便可又省饲料又快速生长。今天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的事儿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竟然还风靡一时，被割仔猪流血不止，幸存者也成为粘液性水肿病猪。尽管此法很快夭折，损失亦不大，但留下思索重重。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直七十年代初兴起稻草养猪。此风不小，由部队刮到地方，与个个生产队要集体养猪的运动结合波及全国。那时粮食紧张，稻草却很多，利用这被焚烧的无用之物做饲料的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毕竟猪吃了不仅不长，还越来越瘦，最终被历史遗忘了。
　　
　　改革开放后，养猪业迅猛发展，特别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把中国的养猪业推到了一体化的进程中，与世界交往频繁，中国养猪业难以独净其身。在采用西方饲养模式的同时，多种境外疫病传入国门，养猪业从此被疫病附体，无以宁日。既然是疫病，体温升高（发热）自然是主要症状，当人们根本没有发热鉴别意识，根本末进行发热鉴别，未得到正确诊断治疗效果又不如人意之时，坊间便有了无奈的“高热病”一说。遗憾的是众多专业人士也起而附之，“高热病”成了当代中国猪病的代名词。
　　
　　更有甚者将“高热病”与蓝耳病划上等号，于是全国一片蓝。以此等认识指导猪病防制自然收不到好效果，疫病连绵不断，高致病性蓝耳病的一统见识便甚嚣尘上，将当代猪病的猖獗归结于高致病性蓝耳病，高热病也就等于高热病性蓝耳病。刚开始，人们对高热病等于高致病性蓝耳病深信不疑，但是随着认识的深化现在持这一看法的人越来越少了，究其由，别无它理，只因它不符合猪病的客观事实。
　　
　　如果说养猪三割，用稻草喂猪是一般言之的愚昧的话，出自坊间是情有可原的，那么事隔几十年，在养猪科学更趋完臻的今天，先进的养猪技术如此普及的时代，出现高热病等于高致病性蓝耳病的谬误就不能不发人深省了，当然，相关文章很多，但难觅从哲学层面上总结这些教训的文章。
　　
　　二、上述现象折射的哲学层面上的问题
　　
　　1.为什么要从哲学高度上去总结
　　
　　哲学是什么？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并由此产生了对此问题不同回答而分成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大派别。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是对人处理和驾驭外部生活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成果进行的反思、总结和概括。可见哲学是指导其它科学的最根本的科学，唯有从哲学高度对人们的实践活动进行反思、总结、概括才能从本质上认识事物，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不蹈前车之辙（以养猪大业为重，诚恳地望读者不要看成是“帽子铺”，不要看成是“上纲上线”）。
　　
　　历史证明，凡是偏离正确的哲学高度认识问题就得不到正确的行动，更没有正确的结果，也就是说当人们以唯心主义的观念去认识世界，去观察事物就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公元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中叶，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了科学的“日心说”，否定了西方在自然研究领域里统治了一千多年的“地心说”，沉重打击了封建神权的统治，哥白尼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哥白尼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仅仅开创了天文学上的革命，更重要的是引发人类宇宙观重大革新，沉重打击了封建神权统治。马克思高度评价“从此自然研究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
　　
　　“地心说”终为历史的潮流淹没，哥白尼之所以永远为人们铭记就在于“地心说”是唯心主义的，是臆想出来的，是经不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而“日心说”是唯物主义的，是符合客观事物规律的。如果说“地心说”统治人们的哲学观再长远些，可能西方的科学技术至今仍处于愚昧之中。
　　
　　事隔数百年，中国养猪业却接二连三出现了类似“地心说”的唯心主义认识下的怪事，什么“三割育肥”，什么稻草喂猪，尽管它们早早寿终正寝，但主观臆造的唯心主义的错误认识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清除，至此，再也不是出自坊间而是出自知识层的“高热病”、“高热病”等于高致病性蓝耳病、猪只所有的发热病都是蓝耳病的唯心主义的论调自然就不是什么怪事了！
　　
　　有人当然不服气，那也不要紧，不妨看看人家西方为什么在养猪业上就没出现类似的谬误呢（雅观点说是笑话，西方的猪也有耳朵、尾巴、甲状腺，人家为什么不割？西方少有稻草，却也不乏麦秸，人家为什么不用麦秸去喂猪？西方也有蓝耳病，人家为什么没有“高热病”一说？就在于西方在自然研究领域里清算唯心认识论比我们彻底。）
　　
　　2.如何从哲学层面上认识这些谬误
　　
　　上述谬误是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结果。人们盼望猪快点长大的愿望无可非议，但在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就判定三割之后可以长得快，这不是俗话中的瞎说又是什么？瞎说就是主观臆断，就是主观唯心主义认知观。
　　
　　养猪业中主观唯心主义认识现象产生的有三种情况，其一，是知识的贫乏，无以认知又非得判断的时候最易产生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许多猪场缺乏开办猪场必须的各类专业人才，从业人员素质低下，饲养员充当兽医角色，猪群一旦发病就瞎蒙、妄断。笔者见到一个猪场两栋保育猪都发生链球菌病，但两栋饲养员的诊断迥异，各用各的药，造成不应有损失。这些饲养员多只有高小文化，要他们直面复杂的病猪，出现臆断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应在情理之中。其二，有一种人，有专业知识，或相应文化，但缺管临床经验，专业知识面狭窄，直面临床又要当场作出诊断也易发生这种错误的。其三，有那么一种人，明知是胡诌，却非要胡诌，这是明知故犯的主观唯心主义，如同巫师做法一样。
　　
　　客观唯心主义认识现象的产生。上述的胡诌，一旦被人们奉为信条之时，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就泛滥了。不是吗，当养猪人将“所有猪病都是蓝耳病”的滥调奉为信条时，养猪业就没有平安过。当然，在实践的冲刷下现今奉信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给养猪业造成的损失是始作佣者九次再生也无法挽回的。
　　
　　总之，从本质上讲养猪业中唯心主义认知现象产生的根源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的加以夸大和绝对化，使它脱离客观实际。“全国猪病一片蓝”不就是这种不全面的认识得以片面的夸大和绝对化孕育下的魔胎吗？
　　
　　是的，人们可以把这些怪事权当茶余饭后的谈料，付之一笑；吃过亏的人也可能愤愤地骂上两声，但是做为一个产业，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没有理由不去反思，相信中国的养猪业的广大同仁并没有成为阿Q精神的役奴。既不自欺，自当直视，唯摆脱低俗的开脱，从哲学层面找原因才是不蹈覆辙的唯一之出路。
　　
　　“易经”蛊卦六四爻言：“裕父之蛊，往见吝。裕父之蛊，往未得也”。是说宽容或不从根本上清除以前的错误，蛊惑之言事仍将继续，故尔终将一事无成。如果说，五千年前老祖宗们都知道从哲学层面（“易经”是中国古典的哲学）总结前人的教训，那么处于数字化时代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从哲学层面上总结养猪业的历史教训呢？
　　
　　三、中国养猪业怎样才能避免重蹈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复辙
　　
　　1.彻底批驳“全国一片蓝”的错误认识
　　
　　在蓝耳病来中国之前，中国猪群有没有传染病？相信没有一个人敢出妄语说没有，因为在蓝耳病流行前，中国猪群中存在包括猪瘟在内的许多传染病，这些传染病以前未停止过流行，现在也未停止流行；如果说蓝耳病来了，猪只一发病就是蓝耳病，那么请问以前流行的传染病是自动销声匿迹呢？还是它们怕蓝耳病隐而藏之了呢？难道中国猪群只剩蓝耳病一种病未扑来吗？显然，这是极其荒谬的。现今全球流行H1N1甲流，确诊流感病人中H1N1甲流只占到80%左右，并非百分之百，普通流感还是占到20％，其它非流感发热病例仍然大量存在。将一切发热的猪病归结为高致病性蓝耳病显然缺乏普通常识的支持，这是否定中国猪病史，从哲学高度讲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
　　
　　“高热病”等于蓝耳病同样不堪一驳。首先“高热病”是所有体温高度升高疾病的总称，蓝耳病是特称，总称若等同特称在逻辑学上就犯了“大词外延扩大”的错误，这种错误如同“黄种人都是中国人”的说法一样谬误，因为黄种人显然还分布在许多其它国家。其次，根本不存在“高热病”这个病种。发热是一般症状，一般症状是不宜用来冠以病名的，因为许多疾病都可以呈现这种症状。如果以此命名，只会混淆诊断，不进行发病鉴别，最后导致误诊。这几年在“高热病”的伪命名下多少猪成了冤死鬼的事实难道还不能唤醒良知吗？
　　
　　2.只有认真通过学习实践三个代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学习辨证唯物主义才是中国养猪业走出唯心主义认识观的唯一出路；通过学习修炼真正为民为国的情操，从实际出发图谋中国养猪业持久和谐发展的大计；当前应当使养猪业从唯心认识论中解放出来，还养猪业多年被疫病困扰的真面目。
　　
　　承认中国养猪业过去，现今原本就存在多种疫病共存的现实。这点很重要，是真正认识中国养猪业疫病世界的前提。否定中国猪病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否定现今多种疫病共存的现实更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循环往复的认识观，就不难找到中国猪群亚健康是多种疫病共存的内因。笔者从医近50年，特别是1990到当时第一个机械化养猪公司工作至今，几十年间目睹了中国养猪业的巨变。除了集约化模式、良种、配合饲料、几乎与人医同步的药物覆盖了绝大部分猪群外，印象最深的是猪群体质下降，也就是说猪群亚健康状况严重。“以前撵猪是猪累死人，现在撵猪是人撵死猪”，这句出自老龄饲养员的经典话语极其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猪群健康状况的变迁。亚健康状况为多种疫病共存提供了不容置疑的内因。
　　
　　实践证明在众多造就亚健康的内外因素（包括集约化中不适宜猪生物特性的各种环境因子）中，霉菌毒素是第一性的。明眼人一看便知，集约化的环境中确实存在许多不良应激因子，但是同样集约化的西方猪群为什么就没有如此巨大的疫情呢？很显然，在这些因子之外还存在更严重的应激因子。
　　
　　笔者在多年实践中发现无论是死于各种传染病，还是死于各种内外科、雌畜科、产科疾病的病尸，乃至外观正常的商品肥猪的实质脏器，特别是肝、肾均有程度不一的损伤，肝硬化、肝变性、肝坏死、肾变性几乎个个皆有，唯危害程度差异而已，加上胃溃疡、胃出血、胃粘膜剥脱常常伴随其中，不得不让人质疑中毒；我国没有安全玉米（指霉菌污染）事实不仅证实了质疑，也看到受其影响引起的猪群亚健康的普遍性。笔者还通过用不易被霉菌污染的能量饲料取代玉米试验证实霉菌毒素是中国猪群亚健康的隐形杀手。
　　
　　综上所述，中国养猪业必须面对现实，用科学的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武装自己，彻底摒弃唯心主义认识论，是不难找到中国猪群疫病困扰的徵结的，中国养猪业才能持久和谐的发展。这就是必须从哲学层面上总结养猪业教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