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年间，有兰峪村有个叫张文宾的铁匠，娶妻柳爱云，生有四个女儿。张文宾不但有一身打铁的好手艺，而且爱读诗书，喜好民间俚语小调，经常在当地扮玩时展示绝技。张文宾乐善好施，喜欢拿出个人的钱财接济村里孤寡、穷困的人，受到村里人的爱戴。妻子柳爱云领着女儿们做豆腐，同样喜欢唱小曲扭秧歌，耳熏目览，四个女儿也活泼开朗，喜扭好唱。一家人顺心如意，乡人无不羡慕。嘉靖11年，张文宾去世，享年58岁。后来村里人为感激纪念他，自发凑钱凑物为他树碑、立塔（现有兰峪东山脚下张公塔保存完整）。
张文宾去世后，妻子柳爱云不仅继承了张文宾的家风，乐善好义，而且做的豆腐也在当地出了名。女儿在家推磨糊、做豆腐，娘挑着豆腐串乡。四个女儿生性活泼好动，做豆腐之余，常常在院子里用豆腐梆子打节奏，自编自唱，边唱边跳，渐渐形成了豆腐秧歌。几年后，柳爱云年老挑不动担子了，四个女儿就两人一组轮流上街，一个打梆一个唱卖，唱词都是“豆腐豆腐都有福”之类。因豆腐好吃，跳的又好，唱词里又句句带“福”字，周围二十里七、八个村的人都盼着听到她们的梆声，看到她们的“豆腐秧歌”，以求福到家门。
有兰峪村还有一何姓家族。据何氏族谱记载：始祖何万里生于明弘治4年，与张文宾虽然年龄有点悬殊，但交情却很好。何万里喜欢“扮玩”（高跷龙灯），是村里的“会头”，逢年过节，何万里领着乡亲们扎龙灯踩高跷，张文宾不但出谋划策帮衬银两，还积极参与。因此，有兰峪村的扮玩在当地名气不小。嘉靖13年，张文宾三女儿张玉兰跟何万里的大儿子何来福（何氏高祖）成婚。半年后，何家也开起了豆腐坊。在走村串街卖豆腐时，张玉兰和丈夫还是自编些与“福”有关的词儿边敲梆边唱。往往豆腐卖完了，挑子跟前还围着不少人。豆腐坊越做越好。何万里一方面琢磨里头的门道，一方面利用空闲让四个儿子分别扮演推磨、揉包、敲梆、挑担等角色，让大儿媳张玉兰领着三个弟媳，拿着晾晒好的豆腐包，边甩边舞边唱。何万里有“领灯”的经验，就借用了一些耍龙灯、跑旱船的走场套路，形成了以盼福（豆腐）、送福（豆腐）、迎福（豆腐）、都福（豆腐）为内容的角色较为完整的“豆腐秧歌”。何万里在世时，每年腊月二十三过后，五天时间以“豆腐（都福）秧歌”为主，组织起村里60多人办玩队伍排练，排练前所有人先到村东张公夫妇墓前祭拜（现在仍沿用此习），即“取福”。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五，扮玩队伍秧歌在前，高翘龙灯随后，大红镶边旗上写着斗大的米黄色的“福”字，男子“推磨挑担”，妇女“敲梆舞包（染过的细棉布，多为粉色，意豆腐包）”，边舞边唱：“梆梆梆，福到了，又有衣服又有田。喜鹊落到屋顶上，欢欢喜喜又一年”等即兴唱词，走街串村，很是喜庆。因为表演时都是用豆腐梆子打节奏，人们后来就习惯的叫它“梆子秧歌”。
万历41年起，“梆子秧歌”经过演变，到五世祖何瑞一代，已有了更明确的角色和情节。为表现“全家福”的效果，表演队伍中增加了老人和小妞，并且有了角色不同的道具服装，即老人黑色对襟袄（褂）外扎，白巾裹头；青年着上白下青便装；妇女上红下绿绸褂、裤；小妞扎肚兜，脚穿青鞋，头扎竖辫。为了增加气氛，伴奏（打节奏）由单一的梆子增加了自制小鼓，演出时梆鼓交叉，表演随梆、鼓不同声响节奏走场变阵，道具也添加了斗、粮囤（上面各贴有大红“福”字），生活气息和喜庆意味更浓了。由于伴奏中有梆有鼓，当时人们就叫它“梆鼓秧歌”，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之后，梆鼓秧歌经历了明末、清、民国300多年变迁。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曾几次濒临绝境。
1983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梆鼓秧歌重新被当地文化站抢救挖掘，经过何玉海老人（当时已76岁，1986年病逝）回忆，其侄子何希请依照老人的口述记录，在县文化馆民间舞蹈干部的帮助辅导下，于1985年春节重新走上街头。1999年起，经省、市舞蹈家深入挖掘整理，梆鼓秧歌更加体现出原生得艺术魅力。因为它主题好、富有人性化，从而用健康纯朴的舞蹈形式，表达了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祈盼和祝福，深受欢迎，多次参加省市、全国民间舞蹈大赛和巡回演出并多次获奖。这一古老的民间舞蹈艺术终于重新焕发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梆鼓秧歌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暂无图片，欢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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