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花”是二百多年前,福鼎当地汉族民间艺人独创的富有地方特色的一种特有画种,它是专门贴在中秋月饼上的一种装饰画。表现内容以戏曲题材为主,形式新颖,有美人式、八景式、八果式、团式等。画面色彩鲜艳、热闹,以红、黄、绿、桃红等色为主,线条清晰,汉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极浓,群众非常喜爱,流行于闽东霞浦、福安、柘荣各县市和浙江的平阳、苍南一带,各地群众都习惯于在小孩排饼赏月后,吃了中秋饼,把一幅幅饼花贴在自家大厅壁或房间壁上装饰欣赏,成为福鼎市和这一带流行饼花地方的一种特有的节日风情。
对于八九十岁的福鼎人来说,贴着饼花的月饼才够正宗;对于五六十岁的福鼎人来说,饼花是一件值得珍藏的精美艺术品;对于三四十岁的福鼎人来说,饼花是儿时模糊的记忆;对于二十岁左右的福鼎人来说,多数已不知道饼花为何物了。
工艺历史
饼花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剪纸、手绘到木刻三个阶段,到了木刻阶段后期,饼花的形式就逐步走向标准和正式了。
饼花的历史沿革,已无文字可考,历代艺人相传,自清乾隆年间,就有剪纸形式的代表作百子花,以后又有手绘团式饼花,清末民初时出现汉族民间艺人群体,同时创作了独特美人式、八果式、八景式等饼花,为全国罕见。到了民国,一位演木偶戏的艺人林通玲将手绘饼花刻在木版上,木刻饼花从此开始。抗战胜利后,上海洋版戏文图冲击福鼎饼花市场,这种戏文图流行于文革前夕。文革后,中秋饼花出现简装与高档装璜,原来的饼花一去无踪,月饼除了送小孩,也成为社交礼品。
福鼎于乾隆四年置县,由于置县后人口增多,经济繁荣,也带来文化繁荣,县城庙宇增多,各种迎神庙会和民风民俗活动也跟着丰富起来。在清乾隆时就有百子花。百子花是以红、白、绿三种色纸剪成,白纸剪人物的手和脸,红纸剪衣,绿纸剪裤(或者绿纸剪衣,红纸剪裤),用墨色画五官,然后拼贴而成。人物以儿童为主,所以称“百子花”,又因“百子花”画面较小,只有拳头大,所以叫“拳头花”,每个月饼只贴一个人物。
清末,一些绘画饼艺人能书能画,能彩扎,手绘团式饼花应运而生。‘团花’的名称是由艺人画在纸上的圆形饼花而来。其格式圆,大小有直径四寸、六寸两种,直径四寸的画一至二个人物,直径六寸的画二至三个人物。内容以戏曲为主,人物的周围以色彩勾上五彩祥云衬托之。清末民初,随着绘制技法和形式的发展,以及汉族民间艺人群体的出现,在“团花”的基础上又发展创造出了工笔重彩的泥金饼花,将福鼎手绘饼花的发展推向热潮。
工艺特点
“泥金饼花”工笔重彩,加上金色,画面富丽堂皇且细致,以粉抄脸(分浓淡画法,汉族民间艺人俗称抄脸),五彩画衣冠,金色勾袍甲,兰、绿色填地(底色),粉彩点花果,色彩鲜艳,比起团式饼花增添了不少声色。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有“美人式”、“八果式”、“八宝式”、“孩儿式”等等,大大增加了饼花品种。
饼花还以人物多少标定月饼的重量,如一个人物定为四两饼,两个人物半斤饼,三个人物十二两饼,四个人物一斤饼,最多十六个人物为四斤饼(过去一斤以十六两计算),其工价往往比月饼本身高好几倍。当时价格银元一至五角,大户人家还向艺人定约。
工艺发展
“泥金饼花”最盛行时期,约在民国十至二十五年间,后来便被木刻饼花所取代了。相传,民国初年,福鼎有位木偶戏艺人叫林通铃,看到饼花销路很好,福鼎邻县霞浦、柘荣、泰顺、平阳等地都纷纷来福鼎定购饼花,他就收集些饼花稿,刻在木板上,用墨来印,在墨线基础上填色彩,这种木版饼花,人物脸部不印五官,是在印完之后,再用粉料开脸,画出五官,汉族民间艺人称这种饼花为“洗脸饼花”。不久,福鼎城关文成堂书坊陈厚瓒,城关附近南阳潘记也先后刻木板印制饼花。这两家印制比较完整,颜色基本定型,主要用水料,如洋红、洋绿、紫、黄等色,发动自己家里妇女上色。后来温州叶新大石印局和福鼎潘宗銮石印局,进一步把饼花稿描在石印上印饼花,以后还有福鼎巽城朱元盛、朱英贵,仿水印木刻效果,刻制套色水印木刻饼花,天色还分浓淡,福鼎城关文成堂也刻套色饼花,文成堂陈吉人、林弼受新兴木刻的影响,吸收新木刻线条刻制饼花,这都是福鼎饼花创作的进一步发展。福鼎饼花制作工艺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