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姓渔民”又称“九姓渔户”，是对生活在新安江流域的一群有着特殊习俗的渔民的称呼，是我国古代的一类贱民。据《杭州市志·民情风俗篇》载，“九姓渔民”的起源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南宋末年，元兵南下，攻下临安（今杭州），一些不愿受蒙古人蹂躏的南宋遗民和部分士大夫便离开故土，漂泊水上，意为不愿再踏上已被蒙古人践踏过的土地。他们终年以打鱼为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浙西一带水上特有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群体。

　　流传更广的一种说法是“九姓渔民”是明初陈友谅及其部将的后代。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与陈友谅为争夺天下，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并俘虏了陈友谅的部将，将陈友谅的部属押解到浙江严州府（今建德市梅城镇），流放到新安江中，并贬为“民”，规定他们不得上岸居住、不准与岸上人通婚、不准读书应试、不准穿鞋上岸，而且官府有事还要应召服役。后来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水上，以打鱼、载客为生，很少与岸上人往来，数百年的水上生活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俗。

　　清初时渔民们曾编为伏、仁、义、礼、智、信、捕七个字号，有大小船只2000多艘，至道光、咸丰年间尚有1000多艘。太平天国兵燹以后，减少为300多户。清同治五年（1866），严州知府戴槃为“九姓渔民”平反所写的《严郡九姓渔民考》，奏免“九姓渔民”渔课，并令改贱为良。当时为了大力宣传和推行这一政策，官府贴了告示，刻了石碑，还给“九姓渔民”发了准予改贱为良的“执照”。石碑已毁于“文革”，告示、执照也极其难寻，幸有人进行了抄录得以留存，从中可发现“九姓渔民”是指生活在钱塘江流域水上渔民的称呼，九姓是：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

　　水上婚礼

　　水上婚礼是久居新安江上的“九姓渔民”特有的风俗。整个过程由迎亲家船、送嫁妆、唱利市歌、喂离娘饭、抬新娘、拜堂、入洞房、抛喜果等环节组成。

　　迎亲当天，结亲双方各一条乌篷船，披红挂彩，船头缀着大红喜字，高高的桅杆上飘着一面旗帜，挂着一盏灯笼，旗帜和灯笼上都标有船主人的姓氏。男方为接亲船，俗称男船；女方为送亲船，俗称女船。

　　当送亲的船过来以后，两边船上的水手抵住船身，不让两船帮碰撞（碰撞意味着小两口以后的日子里要磕磕碰碰，不吉利）。等船停稳后，在司仪的喝令下，两位端灯姐姐从船舱里扶出一位头戴红盖头的新娘来。之后，帮忙的人就开始一件一件地帮着抬嫁妆，比如被子、枕头、木箱、利市桶、梳妆台等生活用品。

　　男方的利市嬷嬷给新娘唱歌，说规矩，同时，她的手里还拿着一杆秤，要对每一件嫁妆都称一下，边称边和男方人对唱嫁妆歌。

　　九姓渔民送接嫁妆歌

　　女方：称一斤，

　　男方：长千金；

　　女方：称二斤，

　　男方：长万金；

　　女方：称三斤，

　　男方：三元及第；

　　女方：称四斤，

　　男方：四季发财；

　　女方：称五斤，

　　男方：五子登科；

　　女方：称六斤，

　　男方：六六顺王；

　　女方：称七斤，

　　男方：七子八孙；

　　女方：称八斤，

　　男方：八子成双；

　　女方：称九斤，

　　男方：九子十三孙；

　　女方：称十斤，

　　男方：十子大团圆。

　　合：荣华富贵万万年。

　　嫁妆称好了，再由女方的利市嬷嬷给新娘喂离娘饭、唱离娘歌，教导新娘到婆家后的规矩。

　　教导完规矩后，让新娘坐在渔盆里，由四个壮汉抬起来，绕桅杆三圈，表示对娘家的眷恋之情和不忘父母养育之恩，再传给男方船上的四个壮汉。然后绕男船桅杆三圈，表示落地生根。

　　过船后的新娘走出渔盆（喜盆）与新郎在船头牵手拜过天地、拜过父母、再互相交拜，最后用秤杆挑开新娘头上的红盖头。

　　此时，锣鼓鞭炮声又倾刻大作，男船、女船上的人和走出船舱的新人，同时向岸上的观礼人群撒柏籽、花生、红枣和糖果，以示对亲朋好友的感谢。

　　入洞房，当夜幕降临时，这对新人即下到一只小船上，劈开水波去到一个幽静的去处，欢度他们的新婚之夜，翌晨返回大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