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这是木瓜榔村的蒋氏武略祠大门所见的两幅楹联，楹联暗示出“耶律”、“阿”、“莽”、“蒋”四姓氏之间存在的关联。蒋氏祠堂年久失修，看上去已经破败，门口的这两幅楹联因地震损坏有一半几乎不能辩识；祠堂正中挂着“武略祠”的匾额，匾额的左上写着“契丹建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之后裔太阿苏鲁任元末万户大明洪武17年任石甸长官司首任长官后封为承直郎武略将军”。由此可见，这个蒋氏祠堂是为纪念先祖阿苏鲁而立，并向外人昭示自己契丹后裔的身份，但“阿”姓又如何演变为“蒋”姓的呢？

　　在施甸有“汉家蒋”、“阿莽蒋”两个蒋氏，其中“阿莽蒋”自称为契丹的后裔。记者在施甸见到了对自己姓氏史颇有研究的蒋启坤先生，蒋先生告诉记者，其先父蒋蔚复曾收藏过不少族谱和家谱资料，其中《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的“青牛白马”图最能说明问题，据蒋先生的描述，该图正中是一棵高大的青松，两侧是并排的4棵小青松，大青松的左前方画有一条河，一男子骑白马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右前方也画有一条河，一女子骑青牛，同样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据孟志东等专家们的解读，山是木叶山，大青松象征的是契丹人的始祖，四棵小青松代表契丹后来的八部，两位男女意味着生育契丹的夫妇，左前方的河为土河、右前方是潢河。这个解读与史籍所载的契丹人起源传说基本相符。

　　从1995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家科委联合申报了“分子考古学”课题，而云南契丹的问题成为该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课题组从有墓志为证的契丹墓葬中提取标本，并从标本中提取DNA，与此同时，课题组在保山市的后庄村、龙洞村和施甸的木瓜榔村、大竹棚村采集蒋姓人氏的血样100份，并提取DNA，通过DNA测序检测，最后的结论是，在进行分析过的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人具有与契丹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后裔，而云南保山、施甸的“蒋姓”人氏与达斡尔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结合历史资料判断，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由此，施甸契丹后裔的确认问题最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地址：施甸县木瓜榔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