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葡萄不但是我国葡萄栽培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影响着我国葡萄的历史发展进程。因为从葡萄传入我国后直至今天，新疆始终占据我国葡萄栽培的首要位置。

葡萄传入新疆后，由于塔里木盆地周边的气象条件与中、西亚相似，加之绿洲内水土条件优越，因此，迅速得以扩大栽植。据《汉书·西域传》载，“且末国王治且末城……有蒲陶诸果，西通精绝二千里”；《后汉书·西域传》载，“伊吾之地宜五谷、桑、麻、蒲陶”。据此可见，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塔里木盆地南部和东部一带已有葡萄栽培。

公元1～3世纪流行于新疆鄯善、于阗、精绝、龟兹的卢文书大量地记录了这一时期葡萄发展的状况。据T·贝罗撰、王广智译《新疆出土卢文残卷译文集》中419号文书载：“此一有关向菩地及菩达耶（购买）之葡萄园一所之文件，由……及僧伽色利妥为保存”；655号文书载：“尚有葡萄园一所。园内种有13葡萄之apacira”；586号文书载：“彼愿将内有15 sujada之葡萄园一所以及地上之树卖给司书罗没索蹉。给马一匹，双方同意并作了决定。

从今以后，司书罗没索蹉对该葡萄园有权支架、拆架、剪葡萄、饮（酒）、交换、出卖……”。随着葡萄栽培的兴盛，且末、精绝一带葡萄酿酒业也随之发展并达到相当规模。据329号文书载：“现在且末酿酒业盛行，当此谕令到达汝处时，务必即将五驼（所能驮载）之酒交左尔格耶，日夜兼程送来，……此酒务必于4月5日运至且末”；587号文书载：“作为该地价之酒6希及谷物10希，皆已当诸证人面付清”；169号文书中在一张酒账单中，写明了拖欠酒账的即有太侯、税吏、百户等不同身份的30余人；567号文书载：“……仓库内有酒和皇家专用之酒，这些酒应有苏耆耶和波耆沙赔偿，并征收以前欠下的酒债，至于新欠酒债和苏焉耶无关，应由其他税监征收”。可见当时葡萄栽培与葡萄酒产品，已是社会经济中的收益支付、抵贷、流通交易、税收等重要物资，其生产规模和发达程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晋书·载记第二十二·吕光》载，吕光（后凉主，公元368～399年）“又进攻龟兹城（今新疆库车）……光入城……家有蒲陶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沧没酒藏者继矣”。新疆博物馆考古队1958年发掘龟兹古城的哈拉墩时（汉魏时期），出土33个陶缸，排列整齐，似为酒窖。这均证明在公元2～3世纪，塔里木盆地北缘，葡萄栽培与酿酒也达到一定规模。

魏晋之后，随着精绝等一些绿洲葡萄种植区的萎缩和葡萄栽培的继续东进，以及新疆与内地政治、经济交往逐渐紧密，因此，距内地最近的吐鲁番盆地开始发展成为新疆乃至全国的重要葡萄产区。据李志超等撰写的《吐鲁番葡萄》（1988年），在十六国北凉时期（公元424～441年）的吐鲁番382号古墓中出土的官方文件“功曹条任行水官文书”中提到较多的官吏专管灌溉葡萄用水；北魏（公元463年）民间记事文物中记述的农家栽培葡萄面积和风虫对葡萄的危害；《太平广记》载，南朝梁大同年间（公元535～546）高昌国遣使到金陵（南京）献葡萄干、冻酒；麴氏高昌时期（公元500～640年），征收葡萄园的“租酒”为数甚巨，一件入酒账记下“后入酒九百七十三斛”之多，还从高昌古城遗址中发掘出酿酒的作坊、酒坛残片。

掘出酿酒的作坊、酒坛残片

1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中发掘出土的酒罐碎片复原品

2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脱库孜沙来古城(南北朝)发掘出土的葡萄种子，距今已1 500～1 600年

3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中发掘出土的酒作坊遗址，距今已2 000余年另据张南考证，“唐代以后，在整个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城国葡萄种植都已普遍。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述，在阿耆尼国（今焉耆）、屈支（龟兹，今库车）、怯沙（疏勒，今喀什）、斫句迦（今叶城一带）、瞿萨旦那（于阗）诸地以葡萄为主的果木园林都很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