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地理、文献考证,古代称作西域的地区当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包括我国新疆。早在西汉以前，这一地区在经济、文化上与内地已有密切关系。公元前2世纪上半期，西汉王朝为了和西域各兄弟民族共同反击匈奴的控制，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张骞首次出使西域。经过了70多年与匈奴的斗争，最后获得胜利。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设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在今轮台县境），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地区在内的西域广大地区。因此，考证我国栽培葡萄的起始年代应在公元前2世纪末西域版图中寻找证据。

1我国栽培欧洲葡萄最早的地方是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区域英籍匈牙利人马克·奥里尔·斯坦因对今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以北150?km沙漠中的古精绝国遗址——尼雅古城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公元1～3世纪民居内有多处果园和葡萄园的遗址。在其《西域考古记》一书中展示了“尼雅废址之古代葡萄园”情景，并记述：“对于此地所起大变动的特别动人的证据是离小桥不远，大约遭受风蚀围以高沙丘的一片低地之中，找到一所很大而保存很好的果园遗址。各种果树同葡萄架的行列都很整齐，死去虽已16世纪，而犹罗清NFDA7，可以考见”。斯坦因又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记述了对尼雅遗址中NXXIX的一处废宅的考察发现，“其外面、院子或果园的防护篱笆以内，遗留着卷绕的葡萄枝，它们无疑曾蔓生于此，情形与时尚的新疆果园相仿”。并绘制了房址平面图，标出葡萄园在该遗址的东北与西南两处位置。以上考证说明，葡萄在当时已不止是在庭院内种植，而是在成片果园内栽培并有一定的规模。

我国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地区葡萄栽培历史的久远。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南疆考察队也对尼雅遗址进行了考察，在编号为59MN0010房舍内，出土毛织品3种残片，一种是人兽葡萄纹彩，……图案中有深目高鼻人像、虎、鹿等动物头形，有成串的葡萄、叶藤和小花丛纹饰，出土时图案清晰，色泽艳丽。在另一座59MNM001号东汉初期夫妻合葬墓中出土的女式绮纹长棉袄的领、袖口以及两肩垂腰处均镶有“图案为葡萄、花树、人鸽、骆驼、雄狮、鹿（或牛）等人兽花鸟”。在同一墓室内的一件腊缬棉布单左侧，绘有一半身供养人像。供养人裸体露胸，颈和臂间满佩璎珞，头后有背光，双手捧着一件尖长状容器，内盛葡萄供品，侧身向右。另在一件黑陶瓶肩部刻连续葡萄纹图案。

在1988～1996年中日合作尼雅遗址考察中，于1995年发掘的一号墓地中发现，“在极度干燥的环境，不仅使墓地内人身完好，锦被衣物如新，其他随殉文物也都似入土当年。木盆中无一例外均置羊腿，随插小铁刀。木碗内可见干缩了的葡萄、梨、糜谷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83～1984年发掘和田洛浦县山普拉古墓的报告中记载，在01墓坑出土织物上有葡萄图案，葡萄纹有条状变形的，也有独体的。前者有叶，果实皆图案化，后者如写实。考古人员根据C14测定，推算此墓距今已有2 295±75年。此古墓属古于阗地界，系古丝绸之路南道必经之地。

综上所述，在公元1～3世纪，古精绝国已有相当规模的葡萄栽培，加上葡萄已在属于文化范畴的织物、随葬品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说明这一地区葡萄栽培的开始年代应早于当时。王炳华对尼雅考古百年历史的资料进行综合考证认为：“可以初步结论，尼雅遗址在西汉或西汉以前已经是一处有相当人口居住活动的小型绿洲”。因此，可以认定，最晚在西汉初期葡萄已引入尼雅和在附近地区进行栽培。

另据我国古文献记载并考证，《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这是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派张骞（公元前138年）通西域见闻之记录，说明当时大宛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及其附近地区葡萄栽培与酿酒已具相当规模。同一书中对大宛左右的邻近国有明确记述，“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于阗”。而、于阗正是大宛东部古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的重镇，因此推测，在古大宛时期葡萄已向东传入我国现今的新疆。

国外考古学家提供的考古证据更进一步证实了中亚葡萄业的兴旺和向东传播的可能性。前苏联考古学家在南土库曼和乌兹别克境内公元前4世纪前后的居民点遗址上均发现了葡萄核，并在阿什哈巴德附近的旧尼萨古城遗址中发现2 800件左右酒瓶碎片，这些碎片均系贝壳，上有铭文说明酒的酿造、贮藏和赋税等等，说明葡萄栽培与酿酒已十分发达，具有向东传播的物质基础；罗马地理学家斯脱拉波（公元前64～公元21年）援引希腊史学家亚波罗多刺斯的记载，公元前3世纪大夏国王拓土至赛里斯（丝国），说明古丝绸之路已畅通，又为葡萄栽培及酿酒向东传播提供了条件。

对以上考古物证和资料考证的综合分析表明，我国新疆最早引进和栽培葡萄当在公元前4～3世纪，至今已有2 300～2 400年历史。

2我国内地葡萄引种和栽培始于西汉据文献考证，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8～119年，第二次出使以李广利为副使），到大宛国。《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汉书·西域传》载：汉武帝“又发使十余辈抵宛西诸国求奇物，因风谕以伐宛之威。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馆旁极望焉”。《齐民要术》载，“汉武帝使张骞至大宛，取蒲陶实，于离宫别馆傍尽种之”。据此可见，当时西域已有葡萄栽培，并具一定规模，且栽培葡萄（欧亚种）通过张骞、李广利出使西域才引入我国内地种植。作为通西域的汉使张骞何时将葡萄引入内地，可从《史记·大宛列传》中对其通西域的经历中找出结论：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奉命带领百余人出使大月氏，经陇西时被匈奴拘留10多年，后与随从逃走至大宛、康居，抵大月氏。公元前128年取道南山，欲经羌中（今青海）归国，中途又被匈奴扣留。1年后逃出，于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且仅剩2人。在这种情况下引种葡萄、苜蓿的可能性不大。而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并派汉使抵大宛等国。因此，我国内地葡萄引种栽培起始时间应在张骞、李广利出使西域之后，鉴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经历，其引入葡萄的时间最早应在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时，即公元前1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