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化学药物诱变育种多采用秋水仙素处理。由于诱变成功率不稳定,半个世纪以来在葡萄育种工作中很少应用。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用01%、05%、07%秋水仙素浸泡玫瑰香、黑汉、玫瑰露成龄植株上成熟叶片的叶脉(将叶肉剪除)5天。05%秋水仙素处理的新梢上发出的新叶显著变小、变厚、皱缩、畸形、叶上表面呈黄色斑块。随着新梢生长和叶片增大,症状逐渐消失。结果后,浆果未发生变异。用01%和07%处理的植株,也有类似表现,但不明显。用上述剂量处理一年生苗嫩梢,则以05%和07%的影响较大,叶片变小、变圆、锯齿变钝,但浆果无变化。1987年,甘肃农业大学用01%秋水仙素培养基诱导长无核白葡萄试管苗25天,继代培养后,获得多倍体植株。1990年,河北农业大学用02%秋水仙素溶液处理二倍体玫瑰香植株生长点45小时,获得四倍体玫瑰香株系。经鉴评,该株系茎尖、根尖、卷须染色体数为2n=4X=76。果粒显著变大,成熟期提早10天左右,保留了二倍体玫瑰香的色、香、味,较二倍体树势强,抗病力提高,认为是一个有价值的优良变异。
20世纪后半期的葡萄资源普查、引种、选种和育种工作,为我国葡萄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有目的地从国外引种,为我所用,对我国鲜食葡萄和葡萄酒业的高速发展、葡萄产品与国际接轨,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国葡萄栽培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在长期栽培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葡萄产区。这些产区是在不断从中亚和我国新疆引进欧亚种东方品种群品种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并形成了与当地自然条件、自然经济特征相适应的品种结构和栽培模式。如以无核白、马奶子为主栽品种,以墩植栽培为特征的新疆吐鲁番产区;以和田红为主栽品种,以单杆篱架悬垂栽培为特征的新疆和田、喀什产区;以龙眼、牛奶为主栽品种,以独角架、独龙干栽培为特征的河北省张家口及晋、陕北部产区;以龙眼、白鸡心、黑鸡心等为主栽品种,以大棚架、自然大扇形栽培为特征的山西清徐、河北昌黎、山东平度、辽宁北镇等环渤海湾产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列强入侵中国,也把欧亚种西欧品种群品种和美洲种群品种带入我国,形成了一些新的产区,如山东胶东半岛酿酒葡萄产区,环渤海湾有关省市的玫瑰香鲜食葡萄产区,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及云南等地的以美洲种群及欧美杂种品种为主的小规模葡萄产区。
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葡萄种植者是在长期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对有限的引入品种,摸索其较适应的自然条件,筛选适宜品种,并积累了种植这些品种的栽培经验,实现了品种、自然条件、栽培、社会环境的相对统一,但在葡萄品种引进、栽培的区域化方面,还处于经验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了葡萄发展热潮。但由于片面地强调了某些社会因素和自然条件,在人为的指令性计划下,区划问题未能引起重视,盲目地引入和发展了某些品种,导致我国葡萄业,特别是葡萄酒业的发展几度出现大起大落。如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黄河故道地区大面积发展保加利亚和前苏联酿酒品种,环渤海湾地区发展东欧品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专家开始对葡萄区划进行研究,参照国外发达国家葡萄区划所提出的气候指标和区划栽培的做法,结合我国国情,探索葡萄区划的某些问题,提出了不少好的见解。原北京农业大学黄辉白提出的“我国北方葡萄气候区域的初步分析”(1980),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王宇霖等提出的“全国葡萄区划研究报告”(1980~1981),对后来的葡萄发展和区划研究起了先导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学会全国庭院葡萄协作组开展了全国鲜食葡萄区划研究。80年代中期以来,王素娟的“新疆葡萄气候生态条件及其适宜地区”研究,裘鹏霄、陈履荣等的“浙江省葡萄生态气候适宜性区划的研究”,刘效义、谭以智、张国良等的“宁夏葡萄区划及红酒葡萄区划”研究,张维昌、刘梅钧等对辽宁、山东葡萄区划的研究,齐思儒对“天津市酒葡萄区划”及宋润刚等对“山葡萄区划”的研究等,对推动各省市葡萄区划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修德仁、晁无疾等提出红酒品种气候区划指标及区域选择。199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孔庆山、刘崇怀应农业部要求在征集全国各地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对我国葡萄品种结构现状、问题及区域化栽培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罗国光、贺普超、傅望衡、严大义、修德仁、李世诚、陈履荣等在其所编著的葡萄栽培书籍中对葡萄区划均发表了有益的个人见解。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复杂多样,多年的研究与区划栽培实践,使大家对气候区划的主要气候指标、特别是酒用葡萄的气候指标及生态区划、品种区划与栽培区划的有机结合方面,逐渐取得了共识,它对我国葡萄产业的健康发展正在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