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地处珠江水域，周围浅海渔业资源丰富，附近深海区域异常广阔，更兼海岸水静湾圆，可以避风，便利停泊，早已是渔船停泊之所，并在这里不定期举办港市。然而，由于澳门半岛耕地缺乏，也没有其它资源，无法自给，故直至明嘉靖年间，此地仍是人烟稀少的小渔村。1557年葡萄牙人租占澳门后，随着澳门由渔村逐步形成城市的过程，澳门的渔业也逐渐发达，几百年来，一直在澳门社会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是澳门渔业生产最鼎盛时期，成为华南地区与广海、阳江、汕尾等海港齐名的著名渔港。

    中国有关部门在湾仔设有渔区办事处，管理渔务，其重要性可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渔船南采，因其设备优良，捕鱼量大，并且能直接运往香港出售，澳门渔业大受影响。诚然，澳门的鱼产品种类多，尤其是咸鱼、虾酱，制作精良，向来都是最受欢迎的物品，即使到了1940年，“海产仍然是澳门社会经济一根重要支柱，排在传统的炮竹、烟花等工业的前面，当时，向港口当局登记出海的船只有2300艘，估计渔民有20000人，另外有20家修造渔船厂及四家装罐厂，加工牡蛎、虾及鱼翅”。

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渔业状况

(1)渔民状况

    澳门渔民大部分是疍民，自称水上人。据1920年统计，澳门人口为83，914人，渔民占五至六万人，约为全市总人口的一半以上。1939年，因日本侵华，内地不少人逃往澳门，澳门人口剧增至245，194人，渔民占三至四万人，仍占全市人口的15％左右。渔民世代生活在船上，数艘或数十艘渔船结伴作业，聚集停泊，自成水上一村，其生活方式独具一格，宗教信仰亦与陆地居民有所差异。由于漂泊不定的海上生活，渔民接受文化教育极难，虽有富裕的大船主会请教师随船教子女读书，但80％以上渔民未受过教育，往往是十、六七岁便由父母做主成婚。由于文化程度低，加上海上生活十分险恶，大多数渔民十分迷信，每逢出海，均要请神棍(喃呒先生)祀神建醮，祈求神明保佑，尤其奉祀妈阁庙中的妈祖(天后)，把她当作护航海神。渔民语言也多有禁忌。

    渔民们以捕鱼为生，几百年世代相传，捕鱼技术相当熟练，“有打锉而知鱼者，有尝水味而知鱼者，有听水声或鱼鸣而知鱼者，有察天气或水流而知鱼者”。

    渔民体魄较之陆上居民壮健，盖因他们长年累月在海上劳作，虽然艰难困苦，但能经常呼吸新鲜空气，食物又以新鲜鱼类为主，营养极为丰富之故。然而，由于终年受太阳光直接照射和海风雾霭的长期侵蚀，故患眼病的人不少。

(2)渔船种类

    据澳门海军军务厅统计，澳门渔船约有廿余种，它们分别是：大拖、中拖、拖仔、虾九、虾九仔、七傍拖(广海七傍拖)、簪缯，虾罟、虾罟仔、扒艇(小料或索罟)、拉湾、钓艇、鲜艇、中大尾仔、大尾网艇、乃船、蟹仔、中仔、罟仔等。各种捕鱼船大小不一，用途也不尽相同。1940年前后澳门有大型渔船近千艘，其中大拖、花尾船约有二百艘，网缯船约三四百艘、掺缯约三百艘、虾罟约五、六百艘。这些渔船一般是利用风力，扬帆出海，进行深、浅海捕鱼作业，较小型的船只有二千多艘，如罟仔约四百艘，炮船约二百艘，海门缯船近五百艘、约鱼船一百多艘，此类船只多以桨舵，用人力行驶于沿海水域。

(3)鱼栏

    鱼栏是鱼获的代理商，渔民所捕获的鱼虾，大多数经由鱼栏销售，其销售范围极广，除供给本澳居民食用及茶楼酒肆所需之海鲜之外，还把各种渔获转运到香港、江门、石岐、广州以及其它沿海城市。澳门的鱼栏集中在澳门的下环海傍，分为鲜鱼栏、咸鱼栏两大类，当中还有鲜蟹栏和壕油庄。

    早在清朝咸丰年间，鱼栏就已定有“行规”，共三十二字，分为八句，每句四字，雕刻在一块木板上，悬挂在鱼栏内。“行规”定明：“看货议价，不得退换，公议每两、外佣一分，成员无水，出货自理，特此声明，免致后论”。所谓“看货议价”，实际上是骗人的幌子，鱼价早已由鱼栏预先订出，藉此操纵鱼市，控制鱼价，获取巨利。至于咸鱼栏，则是接买鲜鱼栏所收购之鲜鱼进行腌制加工成咸鱼或鱼干后，再卖给一般店铺及小贩。

    澳门的鱼栏在抗日战争前旺极一时，在澳门半岛有六十多家，氹仔有三、四十家，路环亦有五、六十家。但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渔船南来侵夺澳门渔市场，鱼栏纷纷倒闭，仅存四十多家，大部分只能维持现状。抗日战争后，鱼栏才恢复原来的兴旺。

    鱼栏与渔民的关系除了买卖关系外，还有一层借贷关系。渔民平时生活困难，或在出海前需用资金用以修船或租船或买船及渔网等，都向鱼栏借钱。鱼栏即因此成为该渔船的东家，即使该渔民另有新发展自行购人新船，该旧船的东家仍有管辖新船的权利，就算债务清楚亦不能脱离关系，甚至鱼栏更换新东家也把这些权利移交给新东家，代代相传，几乎与奴隶制度相同。而该船的渔获也得永远交与该东家买卖，价格全由东家的鱼栏操纵，卖鱼所得之款，按借款额多少抽取占渔获总值的5～25％作为利息和栏佣，剩下的才是渔民的收入，故此渔民虽终年辛劳仍难维持温饱，更难以脱离鱼栏的借贷关系。鱼栏则用这种借贷方式把渔民、渔船、渔市操纵在自己手中。

2.日渐衰落的捕鱼业

    80年代前期，全澳海产量逐渐上升，1980年至1985年中，本澳渔业收成都较以前有所增加。据政府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渔船在本澳所卸下的渔获为6，642吨，1981年为7，542吨，1982年又比1980年增长20％。到了1985年，捕获量比1984年也有增加，同时市场价格急升了30％左右，渔业显得比以往旺盛得多。但这种情况并未维持下去，从1986年起，虽然近海渔船的渔获与以前相差幅度不大，但深海作业的渔船在本澳和卸下的渔获则大为减少。到了1988年，平均每日在澳门卸下的渔获基本上不超过10吨，而且绝大部分是近海渔船所卸下之渔获。

    同时，虾艇的卸货量也急剧减少。按一艘30公尺的虾艇计，1988年其渔获上水量比1986、1987年减少了30％，约15吨，产值方面由于1988年虾价上升20％而保持水平。虾艇收获量减少的原因是：(1)沿岸一些河道淤塞，近海河口无流水或流水减弱，以致虾苗未被冲到海生长；(2)有些虾艇捕捞不择手段，但求目前的收获竟不理会海洋的生态，有的甚至使用电力捕捞，把海中的虾只电晕，连小虾也就难逃劫数，影响了虾只的繁殖；(3)中国实行保护幼虾、幼鱼政策，而沿海地域的虾大部分属于幼虾，在捕虾时受到一定的限制；(4)中国积极支持渔业发展，对渔民实行高额贷款政策，渔民可以向国家借钱买船，该贷款头2年是免息的。此等渔船，通常都是10公尺至20公尺之间的细虾艇，只能在近海捕虾，因而影响了近海的渔获量；(5)中国渔场管理法规定，装有两部马达的渔船要在40公尺以上水深捕捞，而水深40公尺以内的海域，只准许装有一部马达的渔船捕捞。

    同时，也规定一部马达的渔船每年3月15日至10月15日这段期间在此等水域作业。这些都影响着虾艇的捕获量。因此，1988年以后，有相当多数量的本澳虾艇改作拖艇作业，但由于澳门仍然缺乏渔市场，故无法加工处理渔获。渔民唯存就地或在香港卸下渔获，致使澳门大量所需的鱼类要从外地（主要是中国大陆或香港）进口，合共占总进口量九成以上。1988年，渔获在本澳卸下的数量为2，407吨，占本地渔获消耗量5，426吨的44％，1989年，渔获卸下的数量为3，386吨，占本地渔获消耗量7，184吨的47％，1990年渔获卸下的数量为2，532吨，占本地渔获消耗量8，458吨的30％，1991年渔获卸下数量为2，453吨，占本地消耗量8，848吨的27％。1992年渔获卸下的数量为2，805吨，占本地消耗量9，013吨的31％，1993年渔获卸下的数量为1，964吨，仅占本地消耗量8，798吨的22％。1994年渔获卸下的数量为1，930吨，占本地消耗量9，872吨的19.55％，从上面的数字和比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澳门的捕渔业已逐渐萎缩。